求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译文


一、译文
孔圣人门下有三千弟子,独独称赞颜回好学。《诗》(《诗经》)、《书》(《尚书》)、六艺(礼乐射御书数)等等,那三千弟子并不是没有修习掌握,但是孔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。学的是什么呢?是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之道。
圣人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吗?是的。学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?
人的形体生成以后,外界的事物与人接触,人的内心被触动,产生七情,叫做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七情产生后(若不加约束)就会愈发浓烈,需要心性来雕琢。所以警醒的人会约束他的感情,使之合乎中道,正心养性,就叫作“性其情”。
愚钝的人却不懂得制约,放纵他的感情而达到极端的地步,以致禁锢了自己的心性,心性就泯灭了,就叫做“情其性”。学习的方法,就是正心养性。内心中正,真诚信实,就可称为圣人了。
程颢在这篇文章中的总纲就是:“所谓定者,动亦定,静亦定,无将迎,无内外。”(《定性书》)程颢说无论动也罢,静也罢,但“性”是不变的,并没有内外之分。
这个“无将迎”,是引庄子“圣人用心若镜,不将不迎,应而不藏,故能胜物而不伤”(《庄子*应帝王》),他们都认为“圣人”的心像镜子,有什么东西,便出现什么样的影子,照的东西去了,不必送它,来了也不必迎它,物不来即不应,物来即应,应了也不必把它藏起来。
程颢讲的“胜物而不伤”,不是庄子的养生,是说战胜外界的事物而不被他们所伤害。这说明“动亦定,静亦定,无将迎,无内外”,用无照镜子比喻“心”的作用,也就是“心”不变,只是物在变而已。
程颢指出张载的错误就在于“苟以外物为外,牵己而从之”,(《定性书》)就是说“性有内外”。程颢认为这样又有矛盾,也就是:“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,则当其在外时,何者为在内?”(同上文)“牵己而从之”,就是性随物于外,应该说“性在其外”,然而前提是“有内外”。
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就在于,说张载的观点,机械地拒绝外物的诱惑,并不清楚性无内外,在这样的前提下,谈“定”是毫无意义的,这样来说,张载的错误就在于“不知性之无内外也”。(同上文)
怎样说明这个问题?程颢说:“夫天地之常,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;圣人之常,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。”(同上文)实际上这句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他说的“浑然与物同体”(《程氏遗书》卷二上),这里说“圣人”的精神境界与天地的精神境界一样,天地本来无心,是因人有心而天地有心;天地无情,因人有情而有情。
“普万物”,“顺万事”,就是“识得此理,以诚、敬存之而已,不必防检,不须穷索”(同上文),“诚”就是没有虚假,也就是佛家所说的“不妄”;“敬”就是心不分散,也就是道家所说的“主一”。
“以诚、敬存之”不需要防守自己,不需要怕自己有错误行为,也不必“穷索”,怕这个道理有错,这便是实实在在的注意“浑然与物同体”这个道理。这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只能存在于天地之内,而不能存在于天地之外,天地没有自己的心,一切有心的事物的心,就是天地之心,对于天地来说没有主客观之分。
这样为程颢所说的“性无内外”提供了理论依据,从天地推理到圣人的精神境界,自然也无内外之分,这样也可以说,一切有感情的事物的感情,就是圣人的感情。
于是程颢又说:“故君子之学,莫若廓然而大公,物来而顺应。”这里说的是“圣人”与天地同体,无论什么事都能顺其自然而行之,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合乎天地之间的规律的,都能顺应天地变化,这也就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。
与孔子所说的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”(《论语*为政》),儒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社会变成“大同世界”,而使人也成为有高道德水准的人。
有人说儒家的“大同说”是对上古尧舜社会的向往,我认为这是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,不单单是追述上古。这个“大同世界”中的人必然也是具有高道德水准的人,只有达到这个精神境界才能达到“大同世界”。
程颢引用《易传*咸卦卦辞》:“贞吉,悔亡。憧憧往来,朋从尔思。”来证明他的观点。《爻辞》讲:“咸,感也。”《程氏易传》讲:“四在中而居上,当心之位,故为感之主。而言感之道,贞正则吉而悔则亡,感不以正则有悔也。
贞者,虚中无我之谓也。若往来憧憧然,用其私心以感物,则思之所及者有所感动,所不及者不能感也,岂能廓然无所不通乎?”程颐解的是咸卦中的九四。这里意思是说,想到的便要受其所感,而想不及的则没什么感受,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。
这个“心”是一般的“我”的所思所感。“虚中无我”,便是“天地无心”,“天地无情”,“我”是具有普遍意义之“我”。我这里引程颐的话是为了能更好的说明程颢的观点。
接下来程颢分析了为何人要受“外物所累”的原因。他说:“人之情各有所蔽,故不能适道,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。”(《定性书》)他认为,人所以受到“外物所累”,就在于“自私而用智”,私利人欲蒙蔽了人得本心,以至于“有为”、“明觉”达不到。
“自私则不能以有为应迹,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”(同上文),“人心”本来是“有为”而“明觉”的,完全能够自发地作出反应,但是由于外物所迁,污染了人欲。从而使人们在寻求自身利益时,自作聪明,“用智”来得到利益,结果把这种“明觉”掩盖了故不能适道。
程颢批评张载“以恶外物之心,而求照无物之地,是反鉴而索照也”,就是说张载所根据的《礼记*乐记》中所说:“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,然后好恶形焉。好恶无节于内,知诱于外,不能反躬,天理灭矣。
夫物之感人无穷,而人之好恶无节,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,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”和自己亲身经历,所说“定性未能不动,独累于外物”的错误在于自知外物给“人心”带来的作用,而刻意地去抵制或拒绝它。
程颢又引用《易传*艮卦卦辞》和孟子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。《易传》讲:“艮其背,不获其身,行其庭,不见其人。”《程氏易传》解释说:“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,动于欲也,欲牵于前而求其止,不可得也。
故艮之道当艮其背,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,是所不见也。止于所不见,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。不获其身,不见其身也,谓无我也。无我则止矣。”就是说人只顾其背而不顾其身,只顾部分不顾整体,以致被迫离家,远走他乡,行其庭而不见其人。
这都是因为“人欲”所致,如果没有“人欲”则不是这样。这与庄子所说的“感而后应,迫而后动,不得已而后起。去知与故,循天之理”(《庄子*刻意》)是一个道理。
孟子说了这样一句话,就是“所恶于智者,为其凿也”(《孟子*离娄下》)。焦循《孟子正义》中说:“恶人欲用智而妄穿凿,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,按此智即人性之私也。孔子言:性相近,习相远,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。
移谓变通也。愚者可以转而善,智者可以转而为不善,此习,所以相远。智者何以转而为不善,为其凿也。正苦于知而凿其知。”这为程颢批评“用智”,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。宋明理学家认为“义利之辩”是“人与禽兽之辩”,他们讲求“义”而不讲“利”。
程颢想出一种绝妙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,就是“两忘”,他说:“与其非外而是内,不若内外之两忘也。”(《定性书》)他讲这个“两忘”的理由是:“两忘,澄然无事矣。无事则定,定则明,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!
圣人之喜,以物之当喜;圣人之怒,以物之当怒。是圣人之喜怒,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。”(同上文)这就是说,再接触事物的过程中,不要打自己的小算盘,也不要把自己的私心杂念掺和其中,而让内心的良知良能对事物作出自发的反映,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和提正作出判断,忘却内外,也便是“性无内外之分”。
这个“两忘”由来于《庄子*大宗师》,其原文如下:“与其誉尧而非桀,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”“无事而生定”。这说明一点,程颢的这种“定性”的理论来自于庄子,即是无心无情,无心即无思无虑,无情即无好无恶,无心于万化之无常,无性于万物之盛衰,无心无情就是超然于世外,就是绝对不动心。
程颢的这种定性理论,对陆王心学的“致良知”说的形成和发展,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在《书陆九渊集序》中王守仁说:“佛至宋周、程二子,始复追寻孔孟之宗,而无极而太极,定之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,动亦定,静亦定,无内外,无将迎之论。庶几精一之旨矣。”可见其影响,这也是认为程颢开启陆王心学的一大明证。
二、原文
或问:圣人之门,其徒三千,独称颜子为好学。夫《诗》《书》六艺,三千弟子非不习而通也,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?伊川先生曰:学以至圣人之道也。圣人可学而欤?曰:然。曰:天地储精,得五行之秀者为人。
其本也真而静,其未发也五性具焉,曰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形既生矣、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。其中动而七情出焉,曰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情既炽而益荡,其性凿矣。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,正其心,养其性。
愚者则不知制之,纵其情而至于邪僻,梏其性而亡之。然学之道,必先明诸心,知所往,然后力行以求至,所谓自明而诚也。诚之之道,在乎信道笃;信道笃,则行之果;行之果,则守之固。仁义忠信不离乎心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,出处语默必于是。
久而弗失,则居之安。动容周旋中礼,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。故颜子所事,则曰: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仲尼称之,则曰:“得一善,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”又曰:“不迁怒,不贰过。”“有不善未尝不知,知之未尝复行也。”
此其好之笃、学之之道也。然圣人则不思而得,不勉而中。颜子则必思而后得,必勉而后中。其与圣人相去一息。所未至者,守之也,非化之也。以其好学之心,假之以年,则不日而化矣。后入未达,以谓圣本生知,非学可至。
而为学之道遂失。不求诸己而求诸外,以博闻强记、巧文丽辞为工,荣华其言,鲜有至于道者,则今之学,与颜子所好异矣。
三、出处
《近思录》卷二中的《二程文集》卷八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
扩展资料
颜子所好何学论,儒教文献。宋程颐18岁时著。文中认为颜回所好之学即学圣人之道。提出为学之道就是正心、养性。从而明确提出,“学”的目的不是学知识,而是进行心性修养。该文一出即大受赞赏,表明儒教已把心性修养作为宗教活动的核心。该文收入《二程集》。
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颜子所好何学论
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程颐圣人之门,其徒三千,独称颜子为好学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六艺,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,然则颜子所独好者,何学也?学以至圣人之道也。圣人可学而至与?曰:然。学之道如何?曰:天地储精,得五行之秀者为人。其本也真而静,其未发也五性具焉,曰仁义礼智信。形既生矣,外物触其形而于动中矣,其中动而七情出焉,曰喜怒哀惧爱恶欲。情既炽而益荡,其性凿矣。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,正其心,养其性,故曰「性其情」。愚者则不知制之,纵其情而至于邪僻,牿其性而亡之,故曰「情其性」。凡学之道,正其心,养其性而已。中正而诚,则圣矣。君子之学,必先明诸心,知所养,然后力行以求至,所谓「自明而诚」也。故学必尽其心,尽其心则知其性。知其性,反而诚之,圣人也。故《洪范》曰:「思曰睿,睿作圣。」诚之之道,在乎信道笃。信道笃则行之果,行之果则守之固,仁义忠信不离乎心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,出处语默必于是。久而弗失,则居之安,动容周旋中礼,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。故颜子所事,则曰「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」。仲尼称之,则曰「得一善则拳拳服膺,而弗失之矣」,又曰「不迁怒,不贰过」,「有不善未尝不知,知之未尝复行也」。此其好之笃,学之之道也。视听言动皆礼矣,所异于圣人者,圣人则不思而得,不勉而中,从容中道;颜子则必思而后得,必勉而后中。故曰:颜子之与圣人,相去一息。孟子曰: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,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谓神。」颜子之德,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;所未至者,守之也,非化之也。以其好学之心,假之以年,则不日而化矣。故仲尼曰:「不幸短命死矣!」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。所谓化之者,入于神而自然,不思而得,不勉而中之谓也,孔子曰「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」是也。或曰:「圣人,生而知之者也。今谓可学而至,其有稽乎?」曰:「然。孟子曰:『尧、舜,性之也;汤、武,反之也。』性之者,生而知之者也;反之者,学而知之者也。」又曰:「孔子则生而知也,孟子则学而知也。后人不达,以谓『圣本生知,非学可至』,而为学之道遂失。不求诸己而求诸外,以博文强记、巧文丽辞为工,荣华其言,鲜有至于道者,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也。」《宋元学案》卷十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篇文章很长唉!你要是愿意追加10分的话,我就给你翻译。嘿嘿嘿嘿……先翻译一部分:孔圣人门下有三千弟子,独独称赞颜回好学。《诗》(《诗经》)、《书》(《尚书》)、六艺(礼乐射御书数)等等,那三千弟子并不是没有修习掌握,但是孔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。学的是什么呢?是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之道。圣人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吗?是的。学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?[天地储精……曰仁义礼智信。](这段稍后翻译)人的形体生成以后,外界的事物与人接触,人的内心被触动,产生七情,叫做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七情产生后(若不加约束)就会愈发浓烈,需要心性来雕琢。所以警醒的人会约束他的感情,使之合乎中道,正心养性,就叫作“性其情”。愚钝的人却不懂得制约,放纵他的感情而达到极端的地步,以致禁锢了自己的心性,心性就泯灭了,就叫做“情其性”。学习的方法,就是正心养性。内心中正,真诚信实,就可称为圣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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