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”，人才是中国历代兴衰的重要...

纵观中国历史,李观所说的“得人者昌,失人者亡”决不仅仅是汉楚之争结局的关键,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个重要因素。
在汉以前,上溯到尧舜禹时代,就有用贤让位以治天下的良好开端。据说,尧在帝位,曾咨询四岳(姜姓、炎帝族),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。舜接受各种考核后,摄位行政。尧死后,舜正式即位。舜也咨询众人,选出禹摄行政事。禹在位时,众举皋陶作继位人。皋陶死,又举皋陶之子伯益作继位人。对于尧的用人,唐朝李翱曾有评述。他说:
“帝尧之时,贤、不肖者皆立于朝尧能知舜,于是乎放欢骓兜,流共工,殛鲧,窜三苗,举禹稷,咎鲧,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。……后代之人皆谓帝尧焉。”
相反,如果尧不了解舜,而让位于欢骥兜、共工之党,则尧决不能成为贤帝而扬名于后世。所以李翱在《李文公集・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》感叹地说:
“君子之乐,用贤也如此矣。然则居上位,流德泽于百姓者,何所劳乎?劳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,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。”
夏商周三代,“得人者昌,失人者亡”十分显然。
夏桀暴虐无道,每日沉湎于酒色之中,亲近奸佞小人,残害贤能大臣,杀死敢于直谏的大臣关龙逢,以致众叛亲离,夏王朝日趋衰败。而成汤四处寻访贤能之士,三请伊尹谋政并拜其为相,授予国政,终于灭夏建商。伊尹任商朝首任相国二十五年,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四十五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,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贤相。
商王朝的帝辛残忍无道,故称之为纣王。纣王机辩敏捷,才力过人,但自命不凡,盛气凌人,胡作非为,不仅听不进贤臣的忠言,还杀死了尽言极谏的比干,并迫使箕子“被发佯狂”。由于贤能之士全被斥逐,奸佞小人执政当权引起民怨沸腾,诸侯背叛,商王朝逐渐走向衰落。此时,西伯侯姬昌思贤若渴,广招人才,许多贤能之士争相投奔。一些商朝的大臣也前来归附。西伯侯又亲自访得具有远见卓识、精通兵法、深有韬略的姜尚。西伯侯在姜尚等贤能之土的辅佐下,治军修德,改革政治,自号为文王,很快使周国强盛起来。文王去世后,武王姬发对姜尚倍加尊敬,封其为师尚父。武王在姜尚等人的帮助下,四年后,在牧野誓师,与纣决战,不及一月,即灭了殷纣,建立了西周王朝。《诗经・文王》中写道:
“济济多士,文王以宁”
把周文王事业兴旺发达归因于人才济济。
春秋战国时期,谁得到了贤能之士,谁就有雄据诸侯之上的希望。
战国时期,魏国是一个刚从晋国分出的小诸侯国。但魏文侯礼贤下士,屈尊求见并聘用段干木,四方贤士,闻风而归。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,使西门豹治邺,又重用李悝为相改革政治,任吴起为将军镇守西河郡。当时人才之盛,无出魏右,从而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。
“观于《春秋》,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,其所以得之,所以失之,其术一也:得贤人,国无不安,名无不荣;失贤人国无不危,名无不辱。”
公元前361年,秦孝公即位,下令求贤,拜公孙鞅为左庶长。商鞅变旧法创立新法,奖励力耕力战,使秦富国强兵,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奠定了基础。曾任秦庄襄王和秦王政即位初期的相国吕不韦十分重视人才,他主张为政者应“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”,他认为：
“身定国安天下治,必贤人”,“失贤人,国无不危,名无不辱”。
他的思想对秦王政具有一定的影响。以后,秦王政接受了李斯的建议,重用李斯和尉缭,树立了一统中国的雄心,进而采纳了分化瓦解、各个击破的策略,打破了六国合纵之计,消灭了东方六国,统一了天下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帝国。对于西周建立后以至春秋战国绵延八百年的历史,后人曾用这样两句话加以概括:
“总观千古兴亡局,尽在朝中用佞贤”。
三国时期,礼贤下士,网罗人才尤为明显。
当时群雄崛起,龙争虎斗,鹿死谁手,得人失人是其关键。追求贤能之士,罗据武艺高强、智谋卓异者为我所用,是当时群雄一致的方针。曹操、刘备、孙权最终得以三足鼎立,多得力于他们重用了一大批能军治国的人才。曹操、刘备孙权都深知“得人者昌,失人者亡”的道理,无不礼贤下士,网罗各方人才以辅佐自己。
孙权承孙策遗命掌握江东事业之初,就求教于周瑜。瑜曰:
“自古得人者昌,失人者亡。为今之计,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,然后江东可定也。”
孙权既按孙策意志“内事托子布,外事全赖公谨”重用了程普、黄盖等旧臣老将,又听取周瑜的建议,广纳贤士,聘用鲁肃顾雍、张
的确是重要因素，一旦一个朝代得到了百姓的支持，那么这个朝代就会繁荣昌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