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生 杀熟 什么意思

“杀熟”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语汇, 意思是欺诈熟人。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。欺诈熟人的现象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找到, 但类似“杀熟”的语汇却鲜见于以往的社会, 说明杀熟”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频率较高的、不断进入日常话语的社会事实。 信任与熟悉, 如前所述, 有着密切的关联。首先, 信任产生于熟悉, 在熟悉的基础上人们建立起“人格信任。其次, 随着社会生活从熟悉走向陌生, 人类逐渐建立起“系统信任” ――货币和专家系统。从此, 两种信任共存共荣, 相辅相成, 支撑着社会生活的展开。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较低, 与发达社会相比, 其社会生活在更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熟人间的信任, 杀熟无疑是对其社会生活的极大破坏。换言之, 在信任进化的分析模式中存在着两端: 其中一端不仅在熟人中建立了信任, 而且靠着系统信任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了信任; 另一端则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, 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。杀熟标志着后一极端, 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。一、杀熟的生物学根源　　杀熟行为是生物学因素与社会学(或曰文化) 因素的共同产物。正如威尔逊观点: “ (基因) 在适中程度上掌握着思想与文化对它们的依赖。”（注1）杀熟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生物学的根据。 要讨论“杀熟”, 自然要同“杀生”相比较。在人类社会中“熟”指熟悉者, “生”指陌生人。与人类社会中的这两种争斗相对应, 在生物的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竞争, 种群之间的竞争与种群之内的竞争。 生存竞争的概念是在十八世纪时提出的, 当时主要指物种之间的竞争, 例如狼与羊之间的竞争。单靠这种竞争显然无力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核心思想――自然选择。是物种生殖数量与存活数量上的巨大差距, 以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的竞争思想, 诱发达尔文提出物种内部的竞争, 并以此支持他的自然选择理论。种内竞争的胜利者, 即自然选择的适应者, 决定了种群的基本特征和进化方向。种群之间的竞争在进化中当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, 但是就自然选择而论, 它毋宁可以看作生存的外部环境。（注2） 在这两种生存竞争中, 哪一种更残酷呢? 答案可能会使很多读者感到意外, 是种内的竞争更残酷。洛伦兹和他的同事作了这样一个实验。他们在水槽中放进二十五种鱼, 每种四条, 共一百条。 所以每条鱼咬自己种类的机会是三比九十七; 但是真正同类之间与异类之间咬的比例为八十五比十五。这些水族馆中观察的结果, 证明了下面的原则: 鱼类对同类远比对异类更易有进攻行为。我在海里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。（注3）为什么同类之间的竞争要比异类间还要残酷呢? 因为很多异类可以相安无事, 即使是天敌间的冲突, 也是有限的: 天敌的数量是有限的, 天敌的食物需求是间歇性的――吃饱了就暂时不需要。而同类间的争夺是同种资源(物质资源和异性资源) 的争夺, 乃至蕴藏这种资源的空间和领地的争夺, 这些争夺无所不在, 无时不在。在同种资源的逻辑上, 洛伦兹继续推论: 所有的社会动物都是“社会地位”的追求者。两个动物在阶级次序中愈接近, 紧张度就愈高。（注4） 并且, 异类间的竞争有时会转化成同类间的竞争, 而同类间的竞争却很难转化成异类竞争。鲱鱼是最生动的一个例证。鲱鱼总是成群结队, 这样其整体显然易受鲸鱼的攻击, 可是它们固守这种行为方式, 因为每个鲱鱼在遭受攻击时可以努力躲到队列中的其它鲱鱼后面。这似乎可以称为“间接的杀熟”。（注5） 种群内的攻击是有其积极功能的。威尔逊说: 如果攻击不会造成任何益处, 则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它也就不会成为遗传行为中的一项。（注6） 同类间的攻击是对环境的拥挤作出的反应, 它会导致物种生存上的合理分布。性别上的攻击与争夺, 往往使强壮的雄性获得更多的雌性, 促进物种的选择和进化。 但是, 攻击具有积极功能需要一个前提, 即攻击是适度的, 非致命的。动物的攻击刚好是这样。它们的攻击大多是仪式性的。强者的目的是以威胁吓跑对手, 弱者能认识自己的处境, 及时撤退。“只有极少数的例子, 实力完全相当的争战者必须以流血才能决定胜负。”（注7）洛伦兹的一些实验似乎相反。放在水槽中的鱼以极快的速度杀死同类。为什么鱼类在水槽中的行为没有遵循动物在大自然中的“仪式性攻击” 呢? 是因为强者不容许同类留在它的领地, 大自然中天高水阔, 弱者可以避开强者的领地, 而狭小的水槽使弱者没有了退路。 有些时候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处境正象水槽中厮杀的鱼类。他的巨大的繁衍和生存能力, 使其数量超越了自然的限度, 空间变得极度紧张, 彼此没有了退路, 仪式性的攻击遂变成实质性的杀戮。 以上我们提出同种资源的争夺决定了“杀熟” 比“杀生” 更为残酷的命题, 并用种内竞争比种外竞争更残酷的事实来支持这一命题。从“熟悉与生疏” 的标准看, 对某一个体而言显然种内要比种外更熟悉。但是种内与种外显然不是“熟悉与生疏” 的全部谱系, 种内同样存在着熟悉与生疏之别。而同种资源竞争的原则在此同样适用。我们在前面附带说过洛伦兹的观点, 两个动物在阶级次序中愈接近, 紧张度愈高。阶级次序中的远近或许与熟悉与生疏有一定相关性, 尽管不可估计过高。中国近代政治史中的党派斗争应该是更恰当的“ 杀熟” 例证。党内的斗争屡屡比党派间的斗争更残酷, 乃至频繁, 其原因显然在于“同种资源的争夺。不管怎样, 阶级与党派关系都不等于种内的熟悉与生疏的全部谱系。种内熟悉与生疏的谱系, 在最一般的层面上, 还是“亲属――熟人陌生人。这三者同竞争程度”与“亲和程度”分别是什么关系呢?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, 竞争是普遍存在的, 无论物种间还是物种内。亲属之间自然不能豁免, 并且因为对同种资源的依赖, 亲属间甚至潜在着更频繁的竞争的因子。但是亲属间竞争的因子并没有锁定其全部行为, 如拉姆斯登和威尔逊所说: “侵犯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”, （注8）可以表现为“隐形”, 并非一定要发作。并且竞争并不是亲属关系中的全部生物学内容。亲属关系中还带有一种相互的亲缘利他性”, 这是利己的生物世界中的第一束利他的光芒, 我们在第二章对此作过比较充分的论述。 一个人同陌生人的关系与他同亲属的关系正相反, 在同种资源方面, 他同陌生人的冲突可能没有同亲属的冲突更频繁、更激烈, 但是他们距离信任与合作最遥远。同陌生人建立信任, 是人类信任进化历史中的最后一章。陌生人间的信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货币和专家为代表的“系统信任。在形态上, 它与熟人间的人格信任”正相对立, 但是在发育过程中, 它却依赖于熟人间的“人格信任”的大学校对“信任需求”的培育和恪守诚信的培训。不可想象, 系统信任会从亲属间的信任中直接生长出来, “熟人间的信任”是从亲属到抽象系统间的中间环节。系统信任与熟人间的人格信任的关系, 就像现代与传统。二者似乎对立, 实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继承。没有一个现代化社会是在彻底打碎传统后建立的。 熟人正处在亲属与陌生人中间。熟人因为地缘的关系, 往往面临同种资源的争夺, 但是另一方面, 亲缘合作的启发和重复性博弈的展开, 加上群体内规范与禁忌――最初的文化――的建立, 使“熟人”成为信任与合作冲破亲缘约束后找到的富饶的新大陆。亲属的关系中虽然也有竞争和利他的两重性, 但利他毕竟有较为牢固的生物学基础。而熟人的关系则远为微妙和复杂。一方面, 生物学中的同种资源的命题为这一关系埋藏下了残酷厮杀的种子。另一方面, 文化企图以“熟人”为突破口, 迈向更广阔的信任与合作。文化动员了其一切手段, 抑制“杀熟”的潜力, 强化信任与合作。在价值观念上强化“拟血缘” 或“朋友”, 并为熟人披上这两具外衣; 在策略上以“杀生”取代“杀熟”, 以外部敌人化解内部冲突; 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特别是“生态位”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进步, 极大的削弱了熟人间的利害冲突, 增加了他们之间互助的可能性。对熟人中的主体――远亲、近邻、朋友――的高度重视, 已成习俗。在通常情况下, 熟人间的残杀被笼罩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之下, 除非社会结构的剧变或某种异常强悍的政治运动的颠覆, “杀熟”将日益成为“隐形”或“个别。然而变革与政治运动真的来临了。
帕萨特进气凸轮轴未上听筒之前很松，装上听筒之后为什么会转不动